俞平伯先生步胡适之的后尘，一方面把《红楼梦》前八十回曲解为曹雪芹“感叹身世”、“情场忏悔”的“自叙传”，另一方面又把后四十回说成是高鹗的续作，肆意贬低和攻击，说后四十回“狗尾续貂”，“续得乱七八糟”，“可怜无补费精神”，主张把后四十回从全书中砍去，破坏这一块举世无双的完璧。胡适之首创而为俞先生所发展的自成体系的“续作”说，统治国内外红学界达六十年之久，必须拨乱反正，予以澄清。

《红楼梦》是一部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是曹雪芹用血泪凝结而成的艺术巨著。这部以现实主义为主，以浪漫主义为辅的奇特的艺术杰作千头万绪，千呼百应，多采多姿，栩栩如生，隐晦曲折，博大精深，鱼龙混杂，真假并存，采用了步步进攻，步步掩护的艺术手法。我认为：如果没有与曹雪芹同样的哲学观、历史观、政治观、道德观和美学观，没有同样悲惨的生活际遇和同样丰富的生活经验，没有同样渊博的知识和与之匹敌的艺术才华，要续作《红楼梦》后四十回，是不可能的。我认为《红楼梦》后四十回仍为大文豪曹雪芹所作。胡适之和俞平伯先生关于高氏续书的论据是站不住脚的。胡适之、俞先生论证高氏续书的论据有三个：高氏的妻兄张船山(张问陶)的诗注；脂砚斋的批语；前后内容的“矛盾”。

胡适之、俞先生的“续作”说，不仅破坏了伟大的艺术巨著《红楼梦》的完整性和连贯性，而且否定了世界观对创作的指导和制约作用，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

一 驳胡适俞平伯先生的考据学




俞先生在《红楼梦辨》中说：“《红楼梦》原书只有八十回，是曹雪芹做的，后面四十回，是高氏续的，这已是确定了的判断，无可摇动。读者只一看胡适之先生底《红楼梦考证》，便可了然。”因此，我们不妨看看胡适之的《红楼梦考证》，到底给读者提供了什么样无可摇动的证据。

俞越的《小浮梅闲话》里考据《红楼梦》的一条说：



《船山诗草》有《赠高兰墅鹗同年》一首云：“艳情人自说《红楼》。注云：“《红楼梦》八十回以后，俱兰墅所补。”



这就是胡适之唯一的证据。诚然，如果孤立地来看这一个模棱两可，含糊其词的诗注，似乎可以曲解为：《红楼梦》八十回以后俱兰墅所作。但“补”决不等于“作”。一本完整的书脱节了，零乱了，整理装订，使之完整，也可以称作“补”。因此，只要我们看看程伟元和高氏关于《红楼梦》的序言，就会一目了然，张船山所谓的“补”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印于乾隆五十六年的程甲本《红楼梦》有程伟元的序言：



《红楼梦》原目一百二十卷，今所传只八十卷……不佞以是书既有百二十卷之目，岂无全璧?爰为竭力搜罗，自藏书家甚至故纸堆中，无不留心，数年以来，仅积有二十余卷。一日，偶于鼓担上得十余卷，遂重价购之，欣然翻阅，见其前后起伏尚属接榫，虽漶漫不可收拾，乃同友人细加厘剔，截长补短，钞成全部，复为镌板，以公同好，《石头记》全书至是始告成矣。



原来，所“补”者，就是高氏与程伟元将漶漫不可收拾的后四十回细加厘剔，截长补短，钞成全部，复为镌板，以公同好，使脱节零乱的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合成一部，完整无缺，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程伟元的话具体明白，还有高氏的序言作旁证：



予闻《红楼梦》脍炙人口者，几二十余年 然无全璧，无定本。……今年春，友人程子小泉过予，以其所购全书见示，且曰：“此仆数年铢积寸累之苦心，将付剞劂，公同好，子闲且惫矣，盍分任之?”余以是书虽稗官野史之流，然尚不谬于名教，欣然拜诺，正以波斯奴见宝为幸，遂襄其役。工既竣，并识端末，以告阅者。



高氏、程伟元的话，说得一清二楚，使张船山的诗注“《红楼梦》八十回以后，俱兰墅所补”，没有任何曲解的余地。然而胡适却强词夺理，强加于人，断言“补”就是创作，就是续作；后四十回是高氏创作出来的。他并且把程序所说先得二十余卷，后又在鼓担上买得十余卷，作为他们作伪的“铁证”，“因为世间没有这样奇巧的事!”这种反驳和论证问题的方法多么苍白无力。世间偶然而奇巧的事多着呢。俗话说：“无巧不成书”，又怎么能把偶然的巧合作为作伪的铁证呢?能不能把胡适偶然发现张船山的诗注作为他作伪的铁证呢?

恩格斯指出：“不过凡表面上看去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其实这种偶然性本身始终是服从于内部的隐藏着的规律的。全部问题就在于发现这种规律。”(《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只要我们考查下面几个证据，就会发现：在程伟元得到后四十回的偶然性中，包含着不容置疑的必然性。

明义(明我斋)的题《红楼梦》诗二十首及其小引，就是曹雪芹写完了一百二十回《红楼梦》的铁证。题《红楼梦》诗小引，大约写于乾隆二十六年。小引说：



曹子雪芹出所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胜。盖其先人为江宁织府，其所谓大观园者， 即今随园“故址”。惜其书未传，世鲜知者；余见其钞本焉。



明义说得何等肯切：曹雪芹拿出自己写的《红楼梦》钞本一部给明义看。既是一部，就不是三分之二部。明义惋惜他的书尚未流转，没有多少人知道。(小引中四个“其”一气呵成，均代指曹雪芹。)

如果说明义的小引空口无凭的话，还有二十首诗为证。明义按照《红楼梦》内容的先后，一共写了二十首诗，一直写到林黛玉死和贾宝玉归山。诗云：



伤心一首葬花词，似谶成真自不知。

安得返魂香一缕，起卿沉痼续红丝。

莫问金姻与玉缘，聚如春梦散如烟。

石归山下无灵气，纵使能言亦枉然。

林黛玉夭亡，贾宝玉归山的情节都在八十回以后，如果明义只看了八十回的手抄本，怎么会写出这些诗来?吴恩裕先生对此作了三点假设：“……因此明义写此诗时，当是结合着八十回以外的雪芹原来的回目(据俞平伯周汝昌等考证，雪芹生前尚有未写完或根本未写的回目)，也可能是结合雪芹和朋友们口述全书的未完内容而写的。第十九首……既写于百二十回本出现以前，则当是玩味八十回本的第一回，即可知这‘石’必定是要归山下的；……”(《有关曹雪芹十种》第46—47页)吴先生的三点假设都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明义在小引中并没有说明曹雪芹的书还没有写完，他只看到后四十回的一些回目，只听到曹雪芹口述后四十回的内容，也没有说可从第一回判断后面的结局。同时脂砚斋也已经看到了“末回”

(《庚辰本》十七至十八回眉批)，也没有说《红楼梦》没有写完。

作为知情人，明义不但读过曹雪芹的抄本，而且读过乾隆五十六年刻印的程甲本，或者乾隆五十七年刻印的程乙本。在《袁枚八十寿言诗选》中，收明义祝寿诗七首，其末一首注 云：“新出《红楼梦》一书或指随园故址。”时为乾隆六十年。新出《红楼梦》即是指程伟元、高鹗整理刻印的版本。如果高鹗把自己的续作，冒充曹雪芹的原作，又怎么能瞒过明义的眼睛，又怎么能不引起他们的反响和议论!

吴晓铃先生所藏乾隆五十四年筠圃主人藏校的《红楼梦》八十回抄本的序中说“业已有二于三分”，八十回是全书三分之二，全书就是一百二十回。又说：“数尚缺乎秦关”，秦关百二见《史记》《高祖本纪》，这里用为百二十之义，也说全书是一百二十回。周春的《红楼梦随笔》也说乾隆庚戌(五十五年)就有人买得一百二十回的抄本《红楼梦》，其前八十回与八十回的本子“微有异同”。一九二五年，俞平伯先生承认：“近有人发见了一百二十回的抄本。”

综观上述有内在联系的证据，可以作出无可摇动的结论：在乾隆五十六年以前程伟元得到《红楼梦》后四十回的偶然性中包含着历史的必然性；程伟元和高氏的序言并不是假的。俞平伯先生说：“程伟元高鹗两人底话，全是故意造谣，来欺罔后人的。”这种论断是没有根据的。他们没有必要花费心血，冒名顶替，欺罔后人。

俞平伯先生对于程伟元、高氏要“冒名顶替，欺罔后人”的原因作出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解释。他一忽儿说：“高氏真是撒谎的专家，真是附骥尾的幸运儿，他底名姓虽不受人注意；而著作却得了十倍的声价。”一忽儿说：“高氏遵守作者的原意，写了四十回没有下场的，大拂人所好的文字，若公然题他底的大名，必被社会上一场兜头痛骂，书亦不能传之久远；倒不如索性说是原本，使他们没处去开口的好。”由斯观之，俞先生的思想是混乱，结论是矛盾的。

胡适之的思想更加混乱。他一忽儿说：“但到了乾隆五十六年至五十七年之间，高氏程伟元串通起来，把高氏续作的四十回同曹雪芹的原作八十回合并起来，用活字排成一部，又加上一篇序，说是几年之中搜集起来的原书全稿。从此以后，这部百二十回的《红楼梦》遂成了定本。而高氏的续本也就‘附骥以传’了。”一忽儿他又说：“高氏并不讳他补作的事，故张船山赠诗直说他补作后四十回的事。”胡适之自相矛盾，较之俞先生更为惊人。高氏既要串通程伟元将伪作“欺罔”世人，必然要“讳”，必不许妻兄张船山揭穿他们续书的秘密；而张船山既赠诗高氏以示友好，必不会与高氏、程伟元关于《红楼梦》的序言唱对台戏，向世人揭穿他们的老底。正因为张船山的诗注“所补”二字与高、程的序言并无二致，所以才公之于世。胡适一方面说高氏“串通”程伟元搞阴谋鬼计，“欺罔”世人；另一方面又说高氏并不隐讳自己的阴谋鬼计，让同年、妻兄张船山揭发他们的阴谋诡计，把诗注公之于众。这成什么情理?

二 驳“脂评”的所谓证据




远在一九二二年，俞平伯先生认为高氏续作《红楼梦》后四十回乃是无可摇动的结论，但到了一九五0年反而摇动起来，他认为需要借助“脂评”的证据才能把这个案定下来。他说：“直到今日接连发见了几个脂砚斋评本，方始把这个公案全翻了过来。”

脂砚斋究属何人，与作者是何关系，已无确凿材料可考。脂砚斋对《红楼梦》的评论，如同《红楼梦》本身一样，摆了很多“迷魂阵”，有真假两面，需要我们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才能对研究《红楼梦》有所补益。我认为“脂评”也不能帮俞先生多少忙。

脂砚斋并没有对曹雪芹所写的《红楼梦》逐回地、系统地、从头到尾加以评论，只是重点地加以评点。因此不能以“脂本”的回目确定《红楼梦》的回目。“甲戌”本第二回有眉批云：“余批重出，余阅此书偶有所得即笔录之，非从首至尾阅过，复从首加批者。”从这段批语看，《红楼梦》不但有“首”，而且有“尾”，而脂砚斋并“非从首至尾”逐一加以评论。因此，“脂本”的回数不能确定《红楼梦》的全部回数有多少。这一点必须肯定下来。如果认为“脂本”不超过八十回，《红楼梦》也只写了八十回，是极大的误会。这个误会蒙蔽了人们几十年，必须彻底澄清，而澄清的法宝，就是上述脂砚斋关于自己评阅作的自述和说明。

俞平伯先生除了利用“脂本”没有全本来论证高氏续作外，还曲解“甲戌”本第一回的眉批：“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

俞先生把“书未成”与“稿未完”混为一谈。

诚然，这个眉批如同张船山的诗注一样，含糊其词，模棱两可。如果孤立地看它，似乎可以把“书未成”理解为“书没有写完”。但“书未成”与“书未完”或“稿未完”毕竟是不同的。“书未成”应当理解为“尚未定稿刻印成书”。从“完稿”到定稿刻印成书，还有相当一段距离。稿已写完但尚未定稿、刻印、装订成书，就叫“书未成”。

只我们要看看曹雪芹自己的话，便可以进一步断定“书未成”究竟是什么意思。曹雪芹毫不含糊地说：



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又题曰《全陵十三钗》；并题一绝。——即此便是《石头记》的缘起。



曹雪芹自云“披阅十载，增删五次”，便是《石头记》已完稿的铁证。没有写完的小说是不可能增删五次的。曹雪芹绝对不会只把前八十回增删五次，而不去管后四十回该怎么写。有十年时间写一百二十回的小说，时间是绰绰有余的。但写完的巨著需要精益求精，反复修改，精雕细刻，千锤百炼。可是尚未刻印成书，贫穷和疾病就夺去了曹雪芹的生命，故曰：“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

俞平伯先生说：“雪芹先生自序的话，我们再不信，那么还有什么较可信的证据?”可俞先生只相信曹雪芹的“假语村言”，不相信曹雪芹的真话。如果相信曹雪芹的真话，为什么断言曹雪芹的《石头记》没有写完呢?

俞先生认为曹雪芹写的后三十回的佚稿，根据“脂评”提供的线索，可以看出与程本后四十回有出入，也是高氏续作后四十回的证据。但俞先生不能不承认：“ 增删五次，便至少有了五个不同的稿本啊。”既至少有五个不同的稿本，那么后三十回原作佚稿的发现，又怎么能作为否定程本后四十回是曹雪芹原作的证据呢?难道它们不可以作为曹雪芹不同的稿本吗?就“脂批”看《红楼梦》也有不同的稿本，有一百回的，有一百一十回的，还有多于一百一十回的。用其中的一种稿本，否定其他稿本显然是站不住脚的，这种论证问题的思想方法是很不科学的。

写文艺作品和理论著作有不同的稿本，这是普遍的现象。托尔斯泰的名著《战争与和平》的个别章节有七种稿本。《安娜·卡列尼娜》个别章节有十二种稿本。《复活》的开头部分有二十种稿本。托氏为《生活的道路》所写的序言有105种稿本，申于托氏的书能定稿付印，所以流传的只有印本，而无不同稿本的手抄本。而曹氏的书不能定稿付印，所以流传着不同的手抄本。即使目前发现的“脂本”也颇有出入。例如：“甲戌”本有凡例，“庚辰”本没有凡例。“甲戌”本第五回、八回的回目是：“开生面梦演红楼梦，立新场情传幻境情”；“薛宝钗小恙梨香院，贾宝玉大醉绛芸轩”。“庚辰”本第五回，八回的回目是：“游幻境指迷十二钗，饮仙醪曲演红楼梦”；“比通灵金莺微露意，探宝钗黛玉半含酸”。脂评所提示的后几十回的部分情节，只是《红楼梦》的一种稿本。这种稿本最后一回有“青榜”。但这一种稿本决不能排斥其他稿本的存在。程本后四十回就是另一种稿本。这个稿本掩护得更加巧妙，所以便于流传。程伟元关于得到后四十回稿本的自述是合情合理，确凿可信的。胡适、俞平伯先生以张注“所补”二字，就加以否定，未免太不慎重了。

还应当指出：俞平伯先生也曾经把曹雪芹后三十回佚稿作为续作加以贬低和攻击过：“我们看比他(高氏)较早的补本，也只有三十回，其中仓忙草率想正和高作相同，可见这是续书不可免的缺陷了。”

正象断言后三十回佚稿为续作是错误的判断一样，断言后四十回为高氏的续作，也是错误的判断。

三 驳所谓不可调和的矛盾


胡适说：“但这些证据固然重要，总不如内容的研究更可以证明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决不是一个人作的。我的朋友俞平伯先生曾举出三个理由来证明后四十回的回目也是高氏补作的。”俞先生说：“我所用的总方法来攻击高鹗的，说来也很简单，就是他既说八十回和四十回是一个人做的，当然不能有矛盾；有了矛盾，就可以反证前后不出于一人之手。我处处去找前后的矛盾所在，即用八十回来攻四十回，使补作与原作无可调和，不能两立。我们若承认八十回是曹雪芹做的，就不能同时承认后四十回也是他做的。高鹗喜欢与雪芹过日子，我们却强迫他们分居，这是所谓对症下药。

首先应当指出：为了避免文字狱之害，让《石头记》“遍告天下”，曹雪芹在这部现实主义文学巨著中不能不采用真真假假，以假盖真；步步进攻，步步掩护的艺术手法和斗争策略。这部书从始至终都有真假两面。读者要“解”它的“味”，必须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对于这一点，作者多次有所提醒和暗示。

第一回作者首先说：“作者自云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说此《石头记》一书也；故曰‘甄士隐’”云云。接着作者又说：“其间离合悲欢，兴衰际遇，俱是按迹循踪，不敢稍加穿凿，至失其真”。这明明告诉读者：在这部现实主义作品中，有真假两面。作者担心人们以假当真，故在第一回、第五回两次加以提醒：“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第十二回，作者借题发挥，警告读者：“你们自己以假为真，为何烧我此镜!”第一回作者已经交待：《石头记》又名《风月宝鉴》。由于《石头记》有真假两面，所以，在前八十回所谓不可调和的矛盾比比皆是：



……此石听了不觉打动凡心，也想要到人间去享一享这荣华富贵……(假)

我虽如此比他尊贵，可知绫锦纱罗也不过裹了我这根死木，美酒羊羔也只不过填了我这粪窟泥沟。富贵二字不料遭我涂毒了。 (真)

谁知此石自经锻炼之后，灵性已通，自去自来，可大可小；因见众石俱得补天，独自己无才，不得入选，遂自怨自愧，日夜悲哀。 (假)

只因当年这个石头，娲皇未用，自己却也落得逍遥自在，各处去游玩……(真)

无才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假)

女娲炼石已荒唐，又向荒唐演大荒。……(真)

况且那野史中，或讪谤君相，或贬人妻女，奸淫凶恶，不可胜数；……(假)

……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

……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

……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 (真)

……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真)

昨日因又奉恩旨：……无论僧、尼、乞丐、女妇人等，有事可嘉，即行汇送履历至礼部，备请恩奖。 (假)

你们东府里，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罢了! (真)

贾宅是慈善宽厚人家儿……贾府中从不作践下人，只有恩多威少的……(假)



上述矛盾，从表面看来如此尖锐，势不两立。如果按照俞平伯先生的逻辑，前八十回也不是曹雪芹一个人写的，而是他与高氏交错起来写的。俞先生无法摆脱这个困境，只好说对《红楼梦》处处要“反看”。这样就把这部现实主义巨著引上了更加荒谬的境地。

由于俞先生不理解《红楼梦》以假盖真、真假对立的掩护手法，所以从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提出了一系列所谓不可调和的矛盾。

为了避免繁琐，我们从他的数十个矛盾中，概括出六个方面来加以讨论。如果他这块“王牌”打碎了，“续作”说，就无立足之地了。

(1)曹雪芹明说：一技无成，半生潦倒；独自己无才不得入选。宝玉向来骂禄蠹，怎么会修举业，中第七名举人；成仙以后，怎么会向贾政拜别，并被皇上封为文妙真人?

大家都承认：曹雪芹是一个博学多才的艺术家，因此他所谓“一技无成，半生潦倒”，显然是假话，是向残酷的封建统治者发动进攻的掩护。他是以“忏悔”之名，行进攻之实。而俞平伯先生以假当真，认为作者是为自己无才不得入选而“深自忏悔”’，显然是错误的。

贾宝玉是作者心爱的理想人物，是封建阶级永不回头的叛徒，拒绝当法定的接班人。他与宁国公、荣国公、贾政、贾雨村之流是两股道上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作者一方面尽情地歌颂贾宝玉对封建制度的背叛，另一方面又写顽石因“无才补天”而“日夜悲哀”，“自怨自愧”；讽刺贾宝玉“疯疯傻傻”，“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显然也是一种掩护的笔法。究竟贾宝玉是一个“无才补天”的“傻子”，还是一个有才不愿意“补天”的叛徒，这是一个作者必须予以明确回答的大问题。为此，作者在前八十回描写宝玉反对读书做官，但却“过目不忘”，诗才横溢。“大观园试才题对额”，使那些老学究惊叹不已，辩才的锋芒咄咄逼人，在末尾写贾宝玉也反对读书做官，中举惊动皇帝但却抛弃高官厚禄，毅然出家，与整个封建阶级彻底决裂。这充分表明贾宝玉并非一个“无才补天”，“深自忏悔”的“傻子”，而是一个才智超群，根本不屑“补天”的叛逆者。他不是为“无才补天”，“枉入红尘”而出走，而是为“无才破天”，“枉人红尘”而出家。从而使这个形象闪烁着强烈的反封建的光辉。这也就表明：曹雪芹并不是一个“知其不可而为之”，妄图补没落的封建“末世”之“天”的反动派，而是一个要求冲破封建牢笼的“破天”派。宝玉的出家寄托着作者找不到解放之路的苦闷。这就是曹雪芹的政治立场，也就是《红楼梦》的政治倾向。

后四十回，写得异常清楚：贾宝玉与“改邪归正”的甄宝玉格格不入。他为失去了理想中的反世俗的战友而丧魂落魄，痛不欲生。他考举人；并不是真的想升官发财，只是向世人表明：“一第呢，其实也不是什么难事”；特别是他以赴考为名，逃之天天——“走来名利无双地，打出樊笼第一关。”俞先生认为贾宝玉后来竟去学着作禄蠹，乃是天大的误会。

退一万步说，即使后四十回写贾宝玉真的乐意去考举人，想升官发财，在前八十回也可以找到许多假象作根据。第一回，作者明明写顽石因羡慕人间的荣华富贵而要求仙道携带下凡；第七回写贾宝玉自觉自愿地、兴高采烈地邀请秦钟去家塾念书；第十五回写秦钟对宝玉说了临终遗嘱，宝玉忙携手垂泪道：“有什么话留下两句。”秦钟道：“并无别话，以前你我见识自为高过世人。我今日才知自误。以后还该立志功名，以荣耀显达为是。”说毕便长叹一声，萧然长逝；第十九回，当花袭人劝宝玉浪子回头，不要再骂读书上进的人们为禄蠹时，宝玉笑道：“再不说了。那是我小时候儿不知天多高地多厚信口胡说的，如今再不敢说了。”无论从上述哪一方面看，贾宝玉在出家前考中举人惊动天子，与前八十回根本不存在什么矛盾。

至于贾宝玉成仙，披着大红猩猩毡的斗篷向贾政拜别，并被皇上封为“文妙真人”，显然是作者给贾宝玉反封建的结局和《红楼梦》的结尾也披上儒佛道的外衣。“甲戌”本第二十五回有脂批：“三次锻练，焉得不成佛作祖?”这种打着白旗反白旗的斗争策略，与前八十回一脉相承。其目的，是使《石头记》冲破封建罗网，“遍告天下”。作者在六十二回描写贾宝玉焚香“遥拜”贾母、贾政和王夫人，俞先生等学者似乎视而不见。作者在九十三回，通过包勇的口揭示了他不得不说一些假话的原因：“因为太真了人人都不喜欢，讨人厌烦是有的。”但说假话又怕读者“以假为真”，所以结尾又加提醒：“说到伤心处，荒唐愈可悲。”原来作者是用“荒唐言”写“大恶”类的悲剧。作者在第一回就交待，用“假语村言”将真事隐去，俞先生等人对这一点，似乎还并不理解。

(2)黛玉赞美八股文字，以为中举业取功名是清贵的事情(82回)，黛玉为什么平白地势欲熏心起来?在八十回中，黛玉几时说过这样的话?以宝、黛二人的知心恩爱，怎么会黛玉说话，而宝玉竟觉得不堪入耳，在鼻子眼里笑了一声?“这些疑问，如高氏再生我必要素他底解答”；“在这些地方，虽百高氏，也无从辩解的。”

为了掩护，在前八十回写贾宝玉对《四书》持保留态度：向花袭人忏悔，表示不再骂读书上进的人为禄蠹。同理，在前八十回写林黛玉拜贾雨村为师，攻读《四书》，躬行孝道毫无反感；并写她向封建淑女薛宝钗“忏悔”，表示“改邪归正”，“暗暗信服”宝钗的“男人读书作官”论。那么，为了掩护，八十二回写林黛玉似乎劝宝玉取功名又有何不可呢?况且这样还可以进一步反衬贾宝玉对林黛玉的爱情是以反封建反孔孟为前提的；离开了这个前提，宝玉对黛玉也是不客气的。这就是脂砚斋称之为“空谷传声，一击两鸣”的笔法。

(3)黛玉的心事，写得太显露了，一点也不含蓄深厚，使人只觉得肉麻讨厌，没有悲恻怜悯的情怀，全失黛玉的性情。

俞先生离开了人物性格的政治性和阶级性，抽象地谈什么“心事”“性情”，得出的结论必然会是错误的。

前八十回的林黛玉也是一个背孔孟之道离经济之途，孤高自许，目无下尘的叛逆者，也属于“大恶”一类。她在《葬花词》中，向黑暗污浊的封建社会提出了血泪的控诉。随着矛盾斗争的激化，贾府把林黛玉推入了死亡的深渊，因而她的性格也有所变化，对封建制度的反抗发展到由隐到显。后四十回写她临死前锋芒毕露的反抗，是前八十回反抗性格的合乎逻辑的发展，毫无矛盾之可言。

(4)宝钗以手段笼络宝玉，始成夫妇之好，以平日宝钗端凝，此事更为情理所必无。雪芹原意使闺阁昭传，象他这样写法，简直是污蔑闺阁了。

在前八十回，作者用他的巧笔，剥开了薛宝钗迷人的外衣，揭露了她向往富贵，往上爬、虚伪、圆滑、自私、冷酷的灵魂。她为了飞上青云，夺取宝二奶奶的宝座，千方百计巴结贾府的权贵，察颜观色，言不由衷。后四十回对她的揭露与前八十回正好一脉相承，并无矛盾。至于“闺阁昭传”云云，同作者“负罪故多”一样，是作者施放的烟幕，是愚弄统治阶级的“迷魂阵”。作者写《红楼梦》旨在全面揭露封建“末世”，破封建之“天”，决不是为几个女子树碑立传。作者对被压迫女性的关怀和间情，只是从属于全书主题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于爱憎分明的作者来说，不存在什么抽象的“闺阁”。难道封建制度的叛逆者，能给封建制度的维护者薛宝钗、贾探春、王熙凤树碑立传吗?对薛宝钗的揭露，根本不是“污蔑闺阁”，而是对闺阁中的“大仁”、“大恶”类区别对待。这正是作者的立场所在。

(5)瞒消息凤姐设奇谋，以我们的眼光看来，何必写得贾氏一家如此阴险?在八十回中并没有什么依据可寻。贾母对黛玉如此的没心肝，真是出乎情理之外。曹雪芹是从旧营垒中冲杀出来的叛逆者，对统治阶级的面目和心肝已经看透了。他把凤姐设奇谋害死林黛玉的过程写得淋离尽致，活灵活现；从而深刻地揭露了封建阶级的狠毒和封建礼教的残酷。这正是作者政治立场的表现，是难能可贵的。

在八十回，写王熙凤毒设相思局，害死贾天祥；计赚苦尤娘，逼死尤二姐；写她“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足智多谋”，正是为她设奇谋整死林黛玉张本。从林黛玉的“葬花词))和她的性格看来，她被“风刀霜剑”活活整死，完全合乎情理，不但在前八十回有依据，而且很充分。

作者写贾母一反常态，心如铁石，这说明在贾府中，“大仁”类和“大恶”类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正不容邪，邪复妬正”(二回)。作为贾府的老祖宗，又怎能容忍倔强的叛逆者林黛玉呢?后四十回揭开了贾母温情脉脉的面纱，让她的真面目也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正是作者反封建立场的表现。

(6)以原书的意旨论，贾氏运终数尽，梦醒南柯，“自杀自灭”，一败涂地，怎么能“沐皇恩”，“延世泽”呢?

从本质上看，当时的封建统治者正处于灭亡前夕的回光返照时期，(贾母临死前，作者写她的回光返照，不是没有寓意的，正象茅盾写吴荪莆的老子死亡一样，至于写黛玉临死前的回光返照则是虚假的陪衬，正如写警幻仙子也住在“离恨天”外是虚假的陪衬一样。)一方面即将全面崩溃，另一方面还正在滥施淫威。所以，作者通过贾雨村的宏论说：“今当祚永运隆之日，太平无为之世。清明灵秀之气所秉者，上至朝廷，下至草野，比比皆是。……彼残忍乖僻之气，不能荡溢于光天化日之下。”而作者是把贾府作为封建统治的缩影来写的，它也正处于“末世”中的“盛世”。作者写贾府将死而未死，并没有自行灭亡，这正是作者高度而严格的现实主义精神的表现，完全合乎当时的历史情况。后四十回写贾府死的死，走的走，一败涂地，神哭鬼号，七零八落，人仰马翻，与八十回所暗示的趋势一脉相承。后四十回并没有歪曲前八十回，写贾府真的轰轰烈烈，“家道复初”。在八十三回，作者通过民谣又宣判贾府必将灭亡：“宁国府、荣国府，金银财宝如粪土。吃不穷，穿不穷，算来总是一场空。”在一百O六回，众人见贾政不知理家，也是白操心着急，便说道：“老爷也不用心焦，这是家家这样的。若是说总算起来，连王爷家还不够过的呢!不过是装着门面，过到那里是那里罢咧。”这与“食尽鸟飞独存白地”不是完全吻合吗?

从现象上看，后四十回写贾府“沐皇恩”，“延世泽”，“兰桂齐芳”，“家道复初”，与前八十回步步进攻，步步掩护；真真假假，以假盖真的艺术手法一脉相承。曾记否，在前八十回作者不是宣称过吗：“因见上面虽有指奸责佞，贬恶诛邪之语，亦非骂世之旨。及至君仁臣良，父慈子孝，凡伦常所关之处，皆称功颂德，眷眷无穷，实非别书可比。”(一回)“原来天子极是仁孝过天的，且更隆重功臣之裔”(六十三回)。后四十回制造歌功颂德的假象，正是为了掩护反封建的实质，与前八十回的斗争策略一脉相承。“延世译”、“兰挂齐芳”的结尾已在七十五回(“赏中秋新词得佳谶”)中埋卞了伏笔，前后又有什么矛盾可言呢?七十五回贾赦说：“咱们这样人家，原不比那起寒酸，定要雪窗萤火，一日蟾宫折桂，方得扬眉吐气。咱们的子弟都原该读些书，不过比别人略明白些，可以做得官时，就跑不了一个官的。”(庚辰本)

四 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




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从何而来?是所谓“绝对精神”的“感性显现”吗?不是。这是客观唯心主义的美学观点，代表是黑格尔；是作家主观心灵天才的创造吗?也不是。这是主观唯心主义的美学观点，代表是克罗齐。唯物主义的美学认为：文艺的源泉是生活，文艺是生活的反映。没有被反映者，就不可能有所反映，正如没有大米就不可能煮出好饭来一样。俗话说：“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作家只有具备了生活材料和感情体验，不仅有丰富的感性认识和深刻的理性认识，而且有切身的体验，被生活的矛盾所深深感动，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才有加工的对象和创造的基础。无数事实雄辩地证明：只有当一个作家经受过惊心动魄的生活洗礼，才能创作出扣人心弦、千古不朽的巨著，才能写出细致入微、引人人胜的文艺作品。生活贫乏，一帆风顺的文人是写不出世界名著来的。凭模仿、编造写出来的作品，既不可能纤毫毕现、栩栩如生，也不可能感情洋溢、泪痕纵横；只能是如曹雪芹所痛斥的“千部一腔”、“千人一面”的东西。这样的东西，如同纸作的花朵，是没有生命力的，是不会流芳百世的。因为人民决不会把纸做的假花与生气盎然的真花等量齐观。人民是最高明、最权威的裁判者。

***同志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和文艺史上正反两面的经验教训，语重心长地告诫今天的文艺家：“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否则你的劳动就没有对象，你就只能做鲁迅在他的遗嘱里所谆谆嘱咐他的儿子万不可做的那种空头文学家或空头艺术家。”(《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鲁迅先生也指出：“花木非有土不可，正同拿破仑非有好兵不可一样。”(《未有天才之前》)

曹雪芹之所以能写出如此形象生动、一丝不苟的艺术巨著，关键在于有深刻的生活体验，有深厚的生活基础，在他的脑子里贮存了大量的与他的思想感情融为一体的生活形象。

《红楼梦》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一样，不仅细致入微，栩栩如生，而且饱和着作者的血和泪，感人肺腑，动人心魄。高氏根本没有生活基础，没有同样的生活体验，他无论如何是续作不出后四十回的。俞先生说：“凡高作较有精彩之处是用原作中相仿佛的事情作蓝本的，反之，凡没有蓝本可临摹的，都没有精彩。”凭着“蓝本”可“临摹”出有血有肉、细致入微的文艺作品，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事实胜过雄辩。下面我们引证后四十回精彩感人的部分篇章，让大家来鉴别，看没有生活体验的高氏能否凭模仿写作出来；前八十回有没有可供“临摹”的“蓝本”?

宝玉此时到底有些傻气，便走到新人跟前说道：“妹妹身上好了?好些天不见了，盖着这劳什子做什么?”欲待要揭去，反把贾母急出一身汗来。宝玉又转念一想道：“林妹妹是爱生气的，不可造次了。”又歇了一歇，仍是按奈不住，只得上前揭了盖头；喜娘接去。雪雁走开，莺儿上来侍候。宝玉睁眼一看，好象是宝钗，心中不信，自己一手持灯，一手擦眼一看，可不是宝钗么?只见她盛妆艳服，丰肩软体，鬟低鬓辫，眼润息徽。论稚淡、似荷粉露垂；论娇羞，真是杏花烟润了。 (97回)

宝玉发了一回怔，又见莺儿立在旁边，不见了雪雁。此时心无主意，自己反以为是梦中了，呆呆的只管站着。众人接过灯去，扶着坐下，两眼直视，半语全无。贾母恐他病发，亲自过来招呼着。凤姐尤氏请了宝钗进入里间坐下。宝钗此时自然是低头不语。(97回)

宝玉听了，这会子糊涂的更利害了。本来原有昏愦的病，加以今夜神出鬼没，更叫他不得主意，便也不顾别的，口口声声只要找林妹妹去。贾母等上前安慰，无奈他只是不懂。又有宝钗在内，又不好明说。知宝玉旧病复发，也不讲明，只得满屋里点起安息香来，定住他的神魂，扶他睡下。众人鸦雀无闻。停了片时，宝玉便昏沉睡去，贾母等才得略略放心，只好坐以待旦，叫凤姐去请宝钗安歇，宝钗置若罔闻，也便和衣在内暂歇。 (97回)

……见案上红灯，窗前皓月，依然锦绣丛中，繁华世界。定神一想，原来竟是一场大梦。浑身冷汗，觉得心内清爽。仔细一想，真正无可奈何，不过长叹数声。(98回)

紫鹃料是要绢子，便叫雪雁开箱，拿出一块白绫绢来，黛玉哨了，撂在一边，使劲说道：“有字的!”紫鹃才明白过来要那块题诗的旧帕，只得叫雪雁拿出来，递给黛、玉。紫鹃劝道：“姑娘歇歇儿罢，何苦又劳神?等好了再瞧罢。”只见黛玉接到手里也不瞧，挣扎着伸出那只手来，狠命的撕那绢子，却是只有打颤的分儿，那里撕得动?紫鹃早已知他是恨宝玉，却也不敢说破，只说：“姑娘，何苦自己又生气!”黛玉微微的点头，便掖在袖里，说叫：“点灯”。 (97回)

一时，大家痛哭了一阵，只听得远远一阵音乐之声，侧耳一听，却又没有了。探春李纨走出院外再听时，唯有竹梢风动，月影移墙，好不凄凉冷谈。(98回)



所引上述几段，描写和刻画人物的表情、动作、内心世界和人物关系，多么形象生动，多么细致深刻，多么富有生活气息，多么富有感情色彩，写得入情入理，一丝不乱，真是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使读者心动神摇，赞叹不已。

高氏并没有同曹雪芹类似的生活经历，能够凭“临摹”“蓝本”写出如此感人肺腑的名作来吗?我们还要请问俞先生：上述几段精彩的描写，它们的“蓝本”究竟在八十回哪一页哪一行呢?

世界上决无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也不会有没有生活素材的文艺杰作。文艺创作凭空捏造是不可能的。感情做假也是办不到的。因此，我敢断言，说高氏修改加工过后四十回和前八十回，确实铁证如山，但说他续作后四十回洋洋大文，却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都来眼底复心头，辛苦才人用意搜。”《红楼梦》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一样，是曹雪芹从“亲见亲闻”和“兴衰际遇”中提炼出来的精华，并用自己的血和泪潜铸成艺术形象。正如作者自云：“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后四十回决不是高鹗的文字游戏；否则，它的命运将与其他拙劣的续作一样，早已被历史的巨浪所淘汰了。

五 孔孟之徒不能续作反封建的杰作




作为阶级社会一定时期的作家，是阶级利益的捍卫者，是阶级意愿的表达者，是阶级的神经、耳朵和眼睛。在复杂纷纭的社会现象中，他们反映什么，怎样反映；歌颂什么，批判什么；支持什么，反对什么；立什么，破什么，归根结底取决于他们的政治立场和世界观。文康虽然“升降盛衰，俱所亲历”，但他的阶级立场和世界观并没有改变，所以只能写出与《红楼梦》分庭抗礼的反动小说《儿女英雄传》。

***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作家能否写出革命的、进步的作品，关键在于政治立场和世界观的转变。所以毛主席语重心长地教导今天的作家：“要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非有十年八年的长时间不可。但是时问无论怎样长，我们都必须解决它。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化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任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有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在这些活里，毛主三席充分地肯定了阶级立场、世界观对文艺作品政治倾向的决定作用和制约作用。完全站在反动势力一边的作家，肯定写不出革命或进步的文艺作品来。

曹雪芹是封建贵族的叛徒。他的悲惨的生活遭遇，孕育了他坚定的反封建、反孔孟之道的叛逆思想，促使他的立场和世界观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形成了他的“破天”的政治路线，形成了他进步的社会理想：“仙源靡赋役”，使他坚定地站在被压迫人民一边，怀着满腔的怒火，噙着血和泪，呕心沥血创作了洋洋百万言的《红楼梦》，对封建阶级和孔孟之道进行无情的揭发和愤怒的批判。

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一样，从经济、政治、文化、道德各个方面，深刻地、全面地揭露了贵族阶级的丑恶和腐朽，揭露了孔孟之道程朱理学的虚伪和凶残；并且预示了贵族阶级“家家”必将夭亡的历史命运，从而更加敲响了封建“末世”的丧钟；与此同时，生动地、细致地写出了叛逆者、奴隶们和被压迫女性的悲惨命运，对他们表示深切的哀悼和无限的悲愤。

后四十回通过“受私贿老官翻案牍”，李十儿与贾政意味深长的对话，揭露了封建官僚机器的反动实质和无比黑暗，控诉了统治阶级草菅人命的累累血债和滔天大罪，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悲惨遭遇和愤怒的抗议。通过路人的口抨击了封建“末世”可怕的世态人情：“你说如今的世情还了得吗?”通过贾宝玉和甄宝玉的比较，抨击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忠孝仁爱”的孔孟之道。通过宝玉悼念晴雯、司棋和鸳鸯的惨死，揭露了奴婢制度的罪恶。通过惜春的口把封建“末世”比作“火坑”，受害的人们只有两条路：不出家，就是死。特别是通过宝黛悲剧的精心描写，有力地否定了吃人的封建礼教，具有强烈的反封建的战斗性，具有惊心动魄的艺术感染力。后四十回还否定了神鬼仙佛和阴司地狱，宣传朴素唯物论和自发辩证法的哲学观：“妙玉怎么前知，怎么参禅悟道，如今他遭此大难，如何自己都不知道?这可是算得前知吗?”“几年老世翁不在家，这些人就弄神弄鬼儿的，闹的一个不敢到园里，这都是家人的弊”。“凡人魂魄，聚而成形，散而为气，生前聚之，死则散焉。常人尚无可寻访，何况林黛玉?”“那‘阴司’说有便有，说无就无。皆为世俗溺于生死之说，设言以警世，便道上天深怒愚人……”说明不是宗教创造人，而是人创造了宗教，创造了“阴司地狱”。

后四十回反封建、反儒佛道的思想倾向是何等鲜明啊!当然，为了冲破文字狱的禁锢，让书“遍告天下”，后四十回如同前八十回一样，也不能不披上儒佛道的外衣，涂上种种保护色。

鲁迅先生总结了古今中外的创作经验，深刻地指出：“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又说：“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反封建反孔孟的《红楼梦》后四十回，也只能出于曹雪芹之手；高鹗根本不可能续作反封建的《红楼梦》。处于封建“末世”的高鹗，他是地主官僚阶级的孝子贤孙，又怎么能续作血泪斑斑的反封建的《红楼梦》后四十回呢?他欣赏《红楼梦》，是把它作为“不谬名教”的“珍贵品”来玩赏的。

毛主席说：“有比较才能鉴别。”我们把高鹗的代表作与后四十回部分反封建的篇章，对比一下，就可发现，它们是多么不同啊!



麻冕礼也今也纯 戌午 高鹗

圣人惩废礼者，而先举变古之一端。夫礼以示别，通古今一也，如之何其废之?圣人有忧焉，故先举麻冕以纪变云。今夫立乎后世以观古人，则古人何事而不：形其迂拙乎?然而、古人安焉者，非其智力有不足也，其心有所甚谨，而不敢如后人之肆耳。即如一冕也，古者何如，今也何如乎?夫古人非不知麻之不便也，而乃以繁重委曲之致。待后世之变更，且古人又非不知有便于麻者，而故以迂拘烦琐之为滋后人之异议。然则古人胡为而必麻冕乎?曰礼也(上有批语：“礼也”二字有千钧之力)。尝即先王制冕之意，重思古人秉礼之心。冕之象象乎天，兖衣绣裳胥绕属焉。古人以其上无复加也，因之多其备物，信其工力，对斯冕禀禀乎如对帝天焉。以为必如是，而后别于裘服×履之数，而礼有所独严，冕之用贲乎首，五官百骸咸仰承焉。古人以其尊无与等也，因之费不敢惜繁，不敢杀奉。斯冕惕惕乎如奉元首焉。以为必如是，而后称其巍峨尊崇之体，而礼有所持重。今也不然。小智以自恣矣，变麻而为纯矣。取乎便无取乎迂也；为其巧弗为其拙也。夫即一冕之迂与拙亦何所不能安而必为是是今非古之举?则今人之紊乱旧典者，此亦其一端。且师心以自用矣，废麻而尚纯矣，趋乎便遂诋乎迂也，侈其巧辄毁其拙也。夫即一冕之迂与拙犹有所不能安而竟为是贵今贱古之事。今人之蔑弃王章也，此又其一验矣。 (上加批语：关心世交故言之深痛乃耳。)虽然吾也生今之世，为今之人，复古亦未敢轻言。而曲求犹尚有可谅。麻而纯也，或者其俭之足取也。至拜下则岂复可言，哉?



此大作把高氏的孔孟之徒的嘴脸描绘得维妙维肖，入木三分。他真不愧是孔孟的忠实信徒，孝子贤孙。他对“帝天”、“元首”、“古礼”，崇拜得五体投地， “对礼崩乐坏”的局面有无限的痛惜。

下面再读读后四十回反封建的篇章：



知县查对尸格相符，早知书吏改轻，也不驳诘，胡乱便叫画供。张王氏哭喊道：“青天老爷!前日听见还有多少伤，怎么今日都没有了?”知县道：“这妇人胡说!现有尸格，你不知道么?”……将薛蟠监禁候详，余令原保领出，退堂。张王氏哭着乱嚷，知县叫众衙役：“撵他出去!”张二也劝张王氏道：实在误伤，怎么赖人?现在太老爷断明，别再胡闹了。(86回)

更可怜的是那买卖车，客商的东西全不顾，掀下来，赶着就走。那些赶车的但说句话，打的头破血出的。(93回)

紫鹃已知八九，“但这些人怎么竟这样狠毒冷淡!”又想到黛玉这几天竟连一个人问的也没有，越想越悲，索性激起一腔闷气来，一扭身，便出来了。自己想了一想：“今日倒要看看宝玉是如何形状。看他见了我怎么样过的去；那一年我说了一句谎话，他就急病了，今日竟公然做出这件事来!可知天下男子之心真真是冰寒雪冷，令人切齿的!”(97回)

“偏偏儿太太不知听了那里的谣言，活活儿的把个小命儿要了。”(指晴雯之死，责任在王夫人。101回)

“他是我本不愿意的，都是老太太他们捉弄的。好端端把个林妹妹弄死了。就是他死，也该叫我见见，说个明白，他死了也不抱怨我嗄!……” (104回)

且说宝玉自那日见了甄宝玉之父，知道甄宝玉来京，朝夕盼望，今儿见面，原想得一知己，岂知谈了半天，竟有些冰炭不投。闷闷的回到自己房中，也不言，也不笑，只管发怔。宝钗便问：“那甄宝玉果然象你么?”宝玉道：“相貌倒还是一样的，只是言谈问看起来，并不知道什么，不过也是个禄蠹。”宝钗道：“你又编派人家了。怎么蹴见得也是个禄蠹呢?”宝玉道：“他说了半天，并没个明心见性之谈，不过说些什么‘文章经济’，又说什么‘为忠为孝’。这样人可不是个禄蠹么?只可惜他也生了这样一个相貌!我想来有了他，我竟要连我这个相貌都不要了!”

(115回)

尤三姐手提宝剑，对贾宝玉说道，“你们弟兄没有一个好人：败人名节，破人婚姻!”(116回)

综观上引各段可以看出：高鹗的劣作与曹氏的杰作真是针锋相对，“冰炭不投”。高鹗主张“存天理，灭人欲”；曹雪芹则处处支持叛逆者、贫民、商人、奴隶们、被压迫的女性。“存人欲，灭天理”。高鹗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礼教狂；而曹雪芹则是反礼教的英雄。利欲熏心的官迷、孔孟的孝子贤孙高鹗，怎么能写出上引各段反封建的激文?他不可能害了神经分裂症，或者具备两个政治立场，两种世界观和人生观。如果说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可以“跨越世界观的缺陷”，但高鹗并没有扎实的生活基础。到底是什么神奇的力量，能使他创造这样伟大的奇迹呢?!

“混沌一时七窍凿．争叫天不赋穷愁?”后四十回如同前八十回一样，是被压迫者“破天”的武器，而不是给封建阶级 “补天”的“手术刀”。八十三回通过李十儿与贾政的对话；九十九回通过贾妃与贾母的对话，直接把攻击的矛头指向高鹗为之俯首贴耳、顶礼膜拜的“帝天”和“元首”，“破天”之情溢于词表，岂高兰墅之所能为哉?

综上所述可以断言：胡适、俞平伯先，蔓关于高鹗续书的三个“依据”：张船山的诗注；脂本的回目和评语；内容上的矛盾，都是站不住脚的。不论反封建、反孔孟的思想倾向，或是 步步进攻、步步掩护的艺术手法，还是人物性格、故事情节和语言风格，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都一脉相承，浑然一体。胡适、俞平伯先生认为：与曹雪芹的生活遭遇、阶级立场、世界观迥然不同的孔孟之徒和“空头文学家”高鹗，续作了生动的反封建的《红楼梦》后四十回，我认为这是决不可能的。这种观点不仅破坏了伟大巨著《红楼梦》的完整性和连贯性，而且否定了世界观对创作倾向的决定作用，否定了艺术是对生活的反映。